作家书信的“消亡”

最近，我在采访王造时夫人郑毓秀的时候，从一包手稿中见到一封发黄的信。打开一看，竟是史良在1951年写给王造时的信。当时，王造时的子女患精神分裂症，遍求良医未得，史良在信中为他介绍了专治这一难症的医生。王造时和史良同为“七君子”，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，本身就弥足珍贵。王夫人告诉我，在“文革”中遭抄家，王造时书信被红卫兵们弃满客厅，随风而逝，这封信是偶然“劫后余生”，更为珍贵。

我在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的时候，她拿出冰心在三十年代写给梁实秋的信件给我看，使我十分惊奇。我问她，如此年代久远的信，梁实秋怎么还一直保存着？她告诉我，平日，梁实秋的信件颇多，但是他只把认为值得保存的信件放在专门的箱子里。不论是在八年抗战，还是他匆匆离开大陆前往台湾，他都带着那一包信件。所以这批珍贵的作家书信，得以保存。

书信，也是作家著作的一个部分。书信不像文章，在写信的时候往往不是为发表而写，甚至压根儿没有想到日后会公开发表，所以书信往往更多地披露真情。我曾评论过《傅雷家书》，以为就思想内涵而言，是傅雷最重要的著作———尽管傅雷是非常优秀的翻译家，但是他的几十部译作只是“替外国作家说中国话”而已，并不反映他自己的思想，而《傅雷家书》却是他自身思想的真实写照。

作家以笔耕为业，所以往往作家也最勤于写信。韩菁清回忆说，梁实秋写信又多又快，“倚马可得”，须臾之间便写好四、五封信。梁实秋与韩菁清相恋时，虽然天天见面，梁实秋仍每天向她“面呈”一封文笔优美、散文式的情信，因为他以为，心中的深情不是口头所能表达的。

然而，书信不像文章，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，手头留有剪报，也就保存下来了；书信则是寄给别人，并不发表。信寄出之后，你手头也就没有这些书信了。收信人看完信，常常一丢了之。尤其是十几年、几十年前的信，几乎很难寻找。所以，书信最易散失。除非请收信者把你的信寄还给你———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了。《傅雷家书》所收的是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信，由于傅聪非常注意保存父亲的信，而且他远在英国伦敦，红卫兵们的“铁扫帚”无法企及，所以傅雷的这些反映他内心世界的珍贵家书得以传世。戴厚英在不幸猝世之后，平常就留意保存母亲书信的女儿，编出了《戴厚英戴醒母女两地书》，披露母女俩浓浓亲情。韩菁清保存了梁实秋写给她的所有书信，我帮她编成了一本五十万字的梁实秋、韩菁清书信选集，分别在上海和台湾出版。

最近，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文集，内中也包括书信。我的信件甚多，最多时一天收到二、三十封信。我所写的信，当在万件以上。然而，我早年的信件大都散失，能够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。

“文革”后的书信，倒是保存了一部分。这是因为当时我写文章、写书，都习惯于用复写纸保留一份底稿：一是怕邮寄时遗失。有了一份底稿，也就“保险”了；二是作品即使发表或者出版，报刊、出版社编辑总要作些删改，而保留的底稿则是作者的原作全貌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养成了夹一张复写纸写作的习惯，所以在写信时，凡是以为重要的信件，也就用复写纸留了一份底稿。这样，也就保存了不少书信。

自从我改用电脑写作，信件也用电脑写。尽管朋友们以为电脑写的印刷体信件“缺乏亲笔信那种亲切感”，我仍“我行我素”。用电脑写信，也就在电脑软盘中留下“底稿”。

这样，我居然保存着自己的大批书信。我遴选了若干有发表价值的书信，收入文集。通过这些书信，有助于了解作者的人生历程，也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某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和经过。

这次经过整理，我也找出我收到的诸多信件，如陈望道、冰心、韩素音、柯灵、秦牧、徐迟、华罗庚、苏步青、戴厚英、庄则栋等等写给我的亲笔信。内中，高士其以及傅雷之子傅敏、马思聪之女马瑞雪写给我的信，都有几十封之多。夏鼐与我之间，关于“西晋有铝”问题的讨论信件，也竟然有十几封……

在整理时，我发觉一件憾事：起码有一半的作家，信末日期只写月、日，不写年份。这样，不能不对作家书信的写作年份进行“考证”———常常只能断定是“八十年代初”之类，难以确定准确年份，除非信封尚在，而且所盖邮戳年份清晰。倒是夏鼐的信，不仅每信都写明年份，而且总是连“19××”也不漏。这大抵是他作为考古学家养成的严谨的职业习惯。

在我收到的诸多信中，最可珍贵的是两封信：

一封是《浙南日报》编辑部的信。那是我十一岁的时候，念小学五年级，写了一首小诗，第一次投稿，收到平生第一封信。信末，只盖着《浙南日报》编辑部的图章。这封信经历了“文革”抄家，仍幸存于发还的“抄家物资”之中，凭着信的笔迹，在编辑部的帮助下，我终于找到当年写这信的老编辑杨奔。从此，我把杨奔视为恩师，因为是他扶掖了当年作为文学幼芽的我，使我的处女作得以发表。

另一封是陈望道先生的信。那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，在北京大学上五年级，给复旦大学校长、《共产党宣言》一书最早的全译者陈望道先生去信，请教若干问题。他亲笔回函，认真地给予答复。前些年，为了纪念陈望道先生，上海着手出版《陈望道文集》。当编者得知我手头有陈望道亲笔信，即赶到我家，用照相机翻拍。据编者告诉我，陈望道先生得以保存的书信很少，所以这封信很珍贵。后来，这封信被收入《陈望道文集》第一卷。

本来，越早的书信越少，越近的书信越多。然而，这次编选书信却发现，八十年代的书信，远远多于九十年代。内中的原因是随着电话的普及，大都通过电话交换意见，书信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如今，我每天除了收到赠阅的杂志之外，很少收到信件。所以，电话的发达，几乎“消灭”了作家书信。当然，也可以用录音电话录音，但是把录音进行整理，所得的只是一问一答而已，跟当年作家亲笔信有着天壤之别。

不过，最近由于E－Mail的使用，又使电子书信时兴起来。只是由于国内的E－Mail普及率不高，特别是作家中用E－Mail的人不多，我的E－Mail大都发往国外。另外，E－Mail大都是电报式的，行文简短，再也没有当年作家书信的“韵味”。